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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须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于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就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市民意识的产生
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星“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20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O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类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