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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国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1860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如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性、行业性、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
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间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定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
1903年4 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