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问题在战略:项羽(前言)
笨蛋,问题在战略:项羽(前言)
公元前202年,项羽的军队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之战遭到韩信统领的诸侯联军重创,被迫筑营死守。
当天夜里,就在众叛亲离的西楚霸王为前路发愁之际,四面包围的敌军营寨中传来了楚地的歌声。项羽顿时大惊失色:“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国全部征服了?为什么军中的楚人会这么多?”
在古代征战中,军队每占领一个城池就经常会征发当地百姓来补充兵源。如果所征发的不是楚人。自然唱的不是楚歌,现在居然四面楚歌,想必是因为楚地已经全部丧失,否则汉军中也不可能夹杂这么多征发来的楚人。所以,项羽的“大惊”是很自然的,一是因为楚地尽失,天下何处才是容身之地?二是因为刘邦怎么可能那么迅速就收复了楚地,是刘邦的军队战斗力太强,还是自己天数已尽,被楚人所抛弃?
项羽在心里遭到致命打击之后,开始借酒消愁,对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宝马乌骓和美女虞姬,唱了出了有名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史记·项羽本纪》
勉强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
力量足以拔起高山啊,豪气无人能比。
可时势对我不利啊,乌骓马无法奔驰。
乌骓马不能奔驰啊,我该怎么办?
虞姬啊虞姬,我又如何将你安置。
这首诗第一句还气壮山河,接下来便豪气全无,一副英雄末路、感慨时世的悲伤景象。从文学角度上讲,如此巨大的反差,更能引发悲剧的审美效果。但从军事上讲,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帅意志和自信就越重要,因为这是维持军队士气的最后的支柱。拿破仑曾经说过:“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构成的。”不管四分之三这个比例是否精确,但士气的重要性对于带兵打仗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常识。且不说精通兵法如曹操者,无论是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局面,都会通过谈笑风生来维持军队的士气。即便是一些平庸无能的将帅,在听到有谋士或部将“乱我军心、挫我军威、坏我士气”时,都会“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推出去斩了”。想不到,身为百战名将的项羽,居然带头说这种颓唐丧气的话,这对楚军士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楚军刚刚遭到致命的军事打击和心灵重创,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凶险境地,如果说他们还有内心还有一点希望的话,那就是战无不胜的霸王项羽可以带领他们冲出重围回到江东,将来再与刘邦重新争夺天下。他们相信,项羽一定可以创造奇迹,因为项羽本身就是奇迹。在巨鹿,项羽破釜沉舟打垮了章邯率领的四十万秦军主力;在彭城,项羽带领三万骑兵打垮了刘邦率领的五十六万诸侯联军;这次在垓下,项羽也一定可以带领大家扭转乾坤,这是全军将士最后的希望。可是现在,项羽自己退缩了,灰心了,没有了将士们过去所熟悉的战神风采,却只是在那哭哭啼啼地伤感。当曾经战无不胜的西楚霸王流下英雄末路的泪水后,左右侍从也都泣不成声。这种场面固然是相当感人,然而这样的军队早已没有了任何战斗力。
项羽作了《垓下歌》后,他最宠爱的侍妾虞姬也和了一首: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然后,就拔剑自刎了。这首歌,后世有学者认为它属于伪作,现在先撇去真伪之争不提,单就这首诗的内容而言,却是非常地贴切当时的情景,也符合阴阳的观点。至刚至强的霸王项羽,在最需要展现勇气的时候,流露的却是平生罕见的儿女情长。至柔至弱的侍妾虞姬,在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刚烈果敢。
项羽的《垓下歌》不但严重的打击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也暴露了他又一个致命弱点——太过孤傲和自负。开篇第一句,就把自己形容成顶天立地的战神,第二句第三句是关心他的马,第四句是关心他的女人。老天那,万里江山和千秋霸业都已经丢了,无数曾经出生入死的弟兄已经成了白骨,现在还有数万将士需要你引领方向,可对于这些,项羽根本就不关心,他只关心他心爱的战马和女人。是项羽麻木不仁吗?不是,是他太骄傲了。他从来就不认为,他的江山是靠别人帮助才打下来的。他“力拔山兮气盖世”,是苍天之下独一无二的战神,勉强能够称的上知己也就只有乌骓马和虞姬了。至于那些部下,他们能跟随战神一起战斗,是他们的幸运,是他们应该感谢自己,而不是自己感谢他们。
项羽说:“虞兮虞兮奈若何。”他的确是在为如何安置虞姬发愁,因为垓下是不可能长期固守的。虞姬要么就跟着自己走,要么就留在垓下。如果带着虞姬走,项羽根本没有信心能保护住虞姬,而且虞姬极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拖累。如果让虞姬留下,则必然落入汉军之手,也就是说,他项羽的女人,即将面临汉军的凌辱。无论是从夫妻感情,还是从人格尊严来讲,这都是战神万万不可接受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虞姬必须死!但项羽又如何开得了口,如何下得了手呢?
不知道虞姬是不是完全领会了项羽的意思,不知道她内心深处有没有怨恨,反正她唱完“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后,就抹脖子自杀了。一来,虞姬用死表达了自己的忠贞;二来,虞姬选择死亡而不成为项羽的拖累;三来,虞姬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激发项羽的豪情。
项羽埋葬了虞姬,擦干了泪水,抛下留在垓下的十万大军不管,只挑选了八百壮士,趁着夜色从南方突围。项羽突出包围圈后,于次日清晨被汉军察觉,汉军立刻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击。等项羽渡过淮河时,八百壮士只剩下一百余骑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军追杀导致的战斗减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项羽的千里马速度太快,许多士兵的马跟不上,因而落在了后面。
项羽一路狂奔至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迷失了道路方向,向一位农夫问路,又被其骗入了大沼泽地,这下就耽搁了时间。等到项羽从沼泽地中脱身到达东城(今定远县东南)时,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而汉军追兵有数千人之多。项羽估计自己是在劫难逃,于是,向众随从发表了自己的临终感言: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这番话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我领兵打仗以来到现在已有八年,身经七十多场战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才能称霸天下。今天居然吃了败仗被困于此,那显然是老天要灭亡我,不是我自己没本事。
第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跟各位打个赌,我要与汉军痛痛快快打一场“快战”,在这场快战中,我要连续战胜汉军三场,做到突围、斩将、拔旗。如果我在现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能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那就确实能够证明是老天要亡我,真的不是我没本事。
结果,项羽真的是做到了。第一战,他斩杀了汉军的一名将领;第二战,他把汉军吓得溃散而逃;第三战,他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又杀了上百人。回头收集自己的骑兵,只损失了两人。项羽得意地问他的随从:“怎么样?”众人都拜服于地说:“果然跟您说的一样。”大家都非常认同项羽“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观点。
项羽的做法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典型,比赛输了之后不愿意从心里检讨自己,更不用说如何学习改进了。我们总是把责任归咎为命不好,运气差,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水平不行。不仅如此,我们往往还要另外开辟一个自己想当然的试验,通过某个其它办法来证明自己的的确确是有水平的,的的确确只是运气差而已,给别人看,也是给自己看。其实,真正的战场只有一个,输了就是输了,历史已经铸成,不可能还会倒流。其它任何再完美的模拟实验,都只是事后推演,不可能情景重复。更何况项羽的模拟试验根本就模拟错了,东城快战的胜利是具体战术上的胜利,而楚汉之争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更何况东城的对手只是灌婴手下的几个骑将,连灌婴本人都不在场,更不要说他的死对头刘邦,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韩信了。
事实上,项羽的战术能力之强原本是不需要证明的,而他战略上的一错再错,却从来没有反省过。克劳塞维茨说:“就根本而言,战争艺术就是在战斗中使用制定工具的艺术,对于它并没有比‘战争指导’更好的名词。战争指导包括战斗的计划和指导……于是就产生两种不同的活动:一种是个别战斗本身的计划和执行;另一种是协调个别战斗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前者称为战术,后者称为战略。”项羽自己所说的“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全部都是克劳塞维茨所指的“个别战斗本身的计划和执行”上的胜利,但自从楚汉战争以来,在如何“协调个别战斗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上”,项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以至于最终丢掉了他的千秋霸业。现在,项羽又要用几个“个别战斗本身的计划和执行”上的小胜利,来掩盖自己在战略上的无能,却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为老天,这也只是他自欺欺人而已,想必老天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项羽本来是打算在东城战死沙场的,没想到汉军追兵居然被他打得不堪一击,这反倒击发了他的求生意志,想要东渡乌江,以求日后卷土重来。此时,乌江亭长已经在江边等候多时,他对项羽说:“江东虽小,但地方千里,民众数十万人,也足以称王。请大王赶紧渡江,现在江边就只有我有船。汉军来了,他们也没有船渡江。”
不料,项羽这时候突然又不好意思起来,他对亭长说:“天要亡我,我还渡什么船!当年项羽同八千子弟渡江向西,如今竟无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同情我,依然愿意奉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去见他们?即便他们嘴上不说,难道我不会心中有愧吗?”
在这里,项羽首先重申了“天要亡我”的思想,他是战无不胜的战神,是不应该打败仗的,这一切都是天意。项羽的内心深处,特别害怕世人会“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东城快战时,他向众随从解释“天要亡我”。现在到了乌江边,又向乌江亭长诉说“天要亡我”。难道他还要回到江东去逢人就说“天要亡我”吗?项羽“天要亡我”的借口既安慰了他那高贵而脆弱的自尊,也彻底打碎了他忍辱偷生、东山再起的雄心,与其要“没面子”地过江称王,还不如就痛痛快快地在乌江边上“过把瘾就死”。
项羽决定不过乌江后,将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了亭长,然后命令所有的骑兵都下马步战。这又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项羽出于心疼自己相伴五年的乌骓马而将它转赠给乌江亭长,这个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让所有的骑兵都下马步战呢?项羽拒绝东渡乌江而选择战死沙场,当然是要杀得人越多越好,既然如此,他完全可以夺过一匹汉军的战马,从而与其他二十六骑以骑兵来冲锋,却为何要故意把自己置身于步兵的不利局面,去面对汉军骑兵的冲锋?此时的项羽仿佛是一场悲剧电影的导演和男主角,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更浓烈些。
项羽下马步战后,仅一人之力就杀死了汉军数百人,自己身上也受了十多处伤。突然,他看到敌军中有自己曾经的老部下吕马童,又莫名其妙地故作慷慨,说:“听说汉王为了我的头悬赏千金,封邑万户,那我就送给你们做个人情好了。”说罢拔剑自刎。汉军见状争相抢夺项羽的尸体,结果有五个中级军官各抢到了身体的一部分,分别是郎中骑王翳、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将这五个人手中的肢体拼凑起来,正好就是完整的项羽的尸体。于是,这五个人都封了侯,分摊了当初刘邦许诺的封地。生前纵横天下、令人不敢仰视的楚霸王,最后竟被几个不知名的小头目弄得不能全尸而终,更增加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悲剧色彩,引得无数后人为之感慨不已。
项羽兵败身死后,历史上的地位却很高,不但有大量的诗文对他表示同情和赞许,民间还尊其为神,如道教尊其为水仙尊王、弁山之神、佛教尊其为阿修罗王转世、项王菩萨。这实在是有点让其匪夷所思,因为就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项羽不但没有什么崇高之处,细究起来,甚至还能用道德败坏来形容。身为楚国名将之后,却杀害了自己立的楚怀王,是为不忠。拜范增为亚父,却又将范增气死,是为不孝。每攻下一座城池,则必定会屠城,是为不仁。章邯率二十万大军投降,项羽也接受了,却又将二十万秦兵全部坑杀,是为不义。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怎么会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呢?
其实一个民族知识分子的思维和性格,对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项羽虽然不读书,却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心心相通、同病相怜之处。
第一,中国文人秉承学而优则仕,一心要做官从政,结果又屡屡被人斗垮,于是便以君子自居,而斥对方为小人。英雄盖世的西楚霸王乌江自刎后,竟然被五个小头目分尸,而这五个小头目又拿着项羽的尸体分地封侯,这种“君子受辱,小人得志”的情境,特别能够引起那些被打压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共鸣。
第二,中国文人向来缺乏愈挫愈勇的韧劲,总是受了点挫折后就自暴自弃。项羽在乌江边选择去死而不肯过江东的做法,也与他们很有共鸣。历史上在评点项羽的诗词中,歌颂项羽知耻而不过江东的诗文比比皆是,“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于季子)“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胡曾)“乌江耻学鸿门遁,亭长无劳劝渡河。”(汪绍焻)
第三,中国文人在面对失败时,很少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么就是昏君无道,要么就是奸臣弄权,要么就是时运不济,要么就是苍天无眼。项羽临死前不检讨自己,而怪罪于老天的做法,虽然遭到了自太史公以降许多文人的批评,但文人们在自己遭到挫败时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引用起“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句话。
从审美艺术的角度而言,项羽无疑是个感情极度丰沛的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从而导致一连串重大战略失误,才是促使他最终走向灭亡的致命伤。从垓下战败到乌江自刎,项羽的行为艺术固然能让人产生对于英雄末路的同情,却也足以看出他在战略思维方面的极度匮乏。
四面楚歌之时,项羽作为全军的领袖,既没有召集众将研究突围的策略,也没有鼓舞士兵们的斗志以期将来能够突出重围,而是带头制造无路可逃的失败论调,严重打击军队的士气。其实当时的局面远不是项羽想象的那么糟糕,在原属于西楚霸王所管辖的九个郡里至少还有五个郡没有投降刘邦。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籍已死,(周勃)因东定楚地泗水郡、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项籍败垓下去也,(灌)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由此推算,至少泗水、东海、吴、会稽、豫章这五郡此时还是项羽的。四面楚歌,只不过是汉军为了进一步瓦解楚军战斗意志的攻心战,可惜项羽完全是意气用事,根本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思考。
在受到虞姬自刎的刺激后,项羽决心突围,但他的这次突围既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对整个军队做出任何安排,只是随身带了八百精锐,就将十万大军抛弃于汉军的刀锋之下。假使项羽在逃跑之前,能够对全军做出妥善安排,十万大军按照一定的策略分成几支队伍,或者从不同的方向突围,或者按照不同的批次突围,那么汉军根本就不知道项羽会在哪里,就不会出现东城快战前项羽携二十八骑对阵汉军数千骑兵的不利局面了。且十万大军一起突围,以楚军的勇猛彪悍,多多少少能有一些突围成功,亦不至于乌江自刎前“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窘境。
项羽逃至东城时,见汉军人数众多,自己身边只有二十八骑。于是,战略目标由原来的“突围逃生”变成了“证明‘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战术思想由原来的“杀退追兵,东渡乌江”变成了“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项羽原本是打算在东城战死的,因为即便三胜汉军,也终究逃不过数千骑兵的追杀。不想东城快战打的太过勇猛,接连把三批汉军都打得大败而逃,既给自己逃亡争取了时间,也增加了求生的念头。此时,项羽的思维又由当初的“战死东城”变成了“东渡乌江”。可到了乌江边上,听了乌江亭长的一番好意后,项羽又觉得不好意思,决定不过江东,在江边战死。
从四面楚歌到乌江自刎,总共还不到一天的时间,项羽的决策就发生了如此频繁的转变,完全是他个人的性情随意更改,而没有明确的战略思维,这才是项羽失败的关键所在。
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写过一首《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
忍辱包羞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认为项羽在乌江边自刎是错误的,他日重新集结江东子弟,还可以再来争夺天下。杜牧的诗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的一半是,项羽的失败是因为它的战略思想出了问题,并不是老天真要亡他,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应该东渡乌江重整旗鼓。错的一半是以项羽这种骄傲而自负的性格,必定不能意识并调整自己的战略思想,即便他卷土重来,结果同样还是失败的。
两百年后,王安石和了一首《叠题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肯为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认为,项羽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败局已定。就算项羽渡过乌江,那些江东子弟也不愿意再和他一起卷土重来了。 王安石的诗同样是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就算项羽过了乌江,也无法卷土重来打败刘邦。错的一半在于项羽无法卷土重来的原因不是军队疲惫或战局艰困,刘邦也曾多次被项羽打得兵败如山倒,可刘邦却挺过来并最终反败为胜了。项羽输给刘邦,最主要是输在作为领袖的战略眼光上。